电影艺术与文学艺术的交融共生,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文化景观之一。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度书写者,以精妙的叙事结构、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洞察,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意源泉;电影凭借独特的视听语言和时空重构能力,赋予文学作品以全新的生命维度。近年来,众多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从纸页到银幕,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愈发紧密,“文字”与“图像”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构筑出一个立体的艺术世界。但文学改编电影并非两种媒介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将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加工形成另一个艺术品的过程。基于此,电影创作者应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现代化诠释,从而让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得以延续。
当代文学电影改编的优势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一个重要的文艺现象。改编作为文学与电影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方式,其实质是电影对于文学的一种影像式的选择与接受。从新时期的改编实践不难看出,当代文学电影改编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当代文学可以为电影创作提供深刻的思想、感人的故事、丰富的素材,推动电影艺术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当代文学作品也可借助电影拓展自身传播边界,逐步扩大自身影响力,从而实现两者共荣共生、共同发展。
拓展文学作品传播边界
当代文学作品在改编成电影之前,其传播主要依赖于书籍、报刊等传统媒介,使得这一承载深厚文化内涵和细腻情感表达的艺术形式面临诸多限制。一方面,不同受众偏好的文学题材、文学风格有所差异,部分文学作品因题材小众、风格晦涩,难以吸引大众目光;另一方面,现代快节奏生活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碎片化阅读的盛行,使得完整阅读长篇文学作品成为一种奢侈,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被困在小众圈层,难以实现广泛传播。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视听艺术,融合画面、声音、表演等多种元素,可凭借自身直观生动的影像叙事打破文字传播的重重壁垒,因而将当代文学改编成电影,能够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生动鲜活地呈现在大银幕上,使那些原本对阅读文学作品兴致薄弱的观众,被电影精彩的画面、动人的情节所吸引。2024年8月,顾长卫执导电影《刺猬》上映,该片改编自郑执小说《仙症》,收录于同名小说集中。原著凭借对东北地域特色的生动刻画、对复杂人性和时代变迁下小人物命运的深刻洞察,收获了一定赞誉,在文学爱好者的圈子里口口相传,但传播范围相对局限。由葛优、王俊凯领衔主演的电影《刺猬》上映之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掀起一阵讨论热潮。许多观众被电影中的东北特色、王战团与侄子周正这对“怪咖”忘年交的故事所吸引,对原著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不少原本不了解郑执和《仙症》的观众,纷纷找来原著阅读。从电影受众到文学读者的转化,让《仙症》突破了原有的小众传播边界,在更广阔的文化市场中大放异彩,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作品的传播空间。
丰富电影创作素材宝库
电影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艺术门类,在诞生之初,便从其他艺术门类作品中汲取养分。当代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家长里短的家庭琐事到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从个体在情感漩涡中的苦苦挣扎到社会变革浪潮下群体的命运起伏,均可为电影改编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深刻描写出普通人的精神困境。导演刘雨霖在改编时,充分发挥电影的独特艺术表现手法,将小说中“说得着”与“说不着”的人际疏离主题,巧妙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视觉叙事。通过主角牛爱国在县城街道形单影只的孤独身影,那被人群淹没却又格格不入的模样,还有面馆里欲言又止的沉默特写,嘴角的微微颤动、眼神中的落寞,将文学文本中抽象难触的情感隔阂,具象化为震撼人心的影像表达,赋予故事以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提升观众多元审美体验
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带给受众独特的审美体验。文学创作可借助抽象的文字符号激发读者想象力,在阅读过程中,每位读者都会依据自身的生活阅历和审美积累,在脑海中建构出独特的意象世界。电影则可利用视听语言的具象化呈现,将文学作品中那些朦胧的意境和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感官体验。路阳导演将双雪涛的小说《刺杀小说家》搬上银幕,在电影类型和元素融合方面作出极具突破性的尝试。影片通过小说与现实两个世界的互文,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将动作、武侠、奇幻、悬疑等多种类型元素自然融合,有效拓宽了类型边界,带给观众新颖的观影体验。路阳导演还在影片中巧妙融入许多幽默桥段,为紧张的情节增添了喜剧色彩。譬如,关宁和路空文在巷子里的一段对手戏就极具“喜感”,关宁多次捡起砖头想当作凶器,而路空文却误以为对方是在帮自己收集材料,不仅每次都自然地“接过”砖头,还认真摆放整齐。这种杀手与目标之间的认知错位,一个杀气腾腾、一个浑然不觉的反差,配合关宁屡屡失手的窘迫,带给观众故事反转的惊喜和意外,使得观众在文字之外获得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
当代文学电影改编的方向
相较于文字表达,电影艺术凭借具象的媒介载体与声画交融的强大感染力,构筑起现代人感悟生活、满足审美需求的关键路径。当代文学电影改编的核心方向在于,既要重塑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又需严守艺术创作底线,不能随意歪曲、颠覆或解构文学经典,而应运用更贴合当代话语表述的艺术手法,重现、丰富和完善文学经典,实现跨界生长、“破圈”传播。
创新叙事手法,突破传统框架
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分属于不同符号系统,有着本质区别。文学以文字为媒介,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凭借细腻入微的文字描述,深入探索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对人物意识流动、情感起伏的刻画,展现丰富的心理层次。电影叙事则依托镜头语言,借助景别、构图、光影、运动等视觉元素,以及剪辑所形成的节奏与逻辑,直观呈现故事的发展脉络与情节冲突。在当代文学电影改编的实践中,创作者必须大胆打破传统叙事框架的束缚,将文学作品中的多条故事线进行打散重组,利用蒙太奇剪辑技巧,巧妙转换镜头,引导观众在这些碎片化的情节中主动参与故事构建,逐步拼凑出完整的故事全貌,实现艺术创新。在叙事手法上,电影创作者可重新梳理故事既定的时间线,灵活采用回忆、插叙、倒叙等方式编排情节,为影片营造出强烈的悬念与意外惊喜,全方位丰富故事的层次与维度,赋予故事全新的节奏和张力。电影《平原上的烈火》是一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战争题材电影,影片将小说中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在电影中演化成时空交错的蒙太奇。铁锁与秀芹的成长轨迹不再遵循线性时间轴,而是通过燃烧的麦田、迁徙的雁群等意象自由流淌。
挖掘多元题材,拓展受众范围
在当前的影视创作生态中,文学作品的电影化改编已成为内容生产的重要源头。从《天下无贼》到《满城尽带黄金甲》,从《赵氏孤儿》到《金陵十三钗》,一系列改编自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作品均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并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代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这一领域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所指出的,优秀IP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当前的影视化改编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在此背景下,电影创作者应当注重挖掘多元题材资源,利用类型创新和叙事革新拓展受众群体,实现文学改编作品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电影创作者应多关注诸如先锋文学、地域文学等小众文学领域,为电影市场诸注入新鲜血液。电影《河边的错误》就是先锋文学改编的一次成功尝试,探讨了理性经验失效后,人物应如何选择的命题。另一方面,电影创作者还可结合当下社会热点与时代精神挖掘题材,引发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吸引不同年龄、职业的广泛受众,使电影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发挥其社会文化价值,实现文学作品题材优势与电影传播优势的深度融合。例如,贾平凹小说《高兴》关注进城务工农民的生存状态;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则以中国20世纪90年代贫乏的乡村教育为背景,零距离描绘中国乡村教育现实。
融合文化元素,提升作品内涵
近年来,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持续高涨,从央视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文化类节目火爆荧屏,让大众在欣赏诗词之美、领略文物背后历史故事的过程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到各地文旅融合蓬勃发展,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文旅项目不断推陈出新,均彰显出传统文化的活力正在充分释放。在文艺创作领域,诸多作家以传统文化为蓝本进行创作,大量历史小说、民俗文学作品涌现,从不同角度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当代文学改编电影自然也应紧跟这一文化潮流,从极具文化内涵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借助电影的视听语言精准呈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历史典故、传统技艺等元素。在电影改编过程中,电影创作者应注重将这些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影片,提升作品内涵。对于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精准呈现作品中出现的建筑风格、传统服饰、方言俗语等元素,营造出强烈的地域文化氛围。例如,电影《百鸟朝凤》在改编同名文学作品时,着重展现了陕西地区的民间唢呐文化,从唢呐演奏技巧、传统曲目到民间吹奏仪式等,全方位呈现这一地域文化瑰宝,使观众在欣赏故事的同时,领略到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
当代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跨媒介叙事的重要实践,既是对文学文本的影像化重构,也是电影艺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新时代电影产业发展进程中,文学改编电影应进一步探索叙事创新、题材多元与文化表达的平衡,既要尊重原著的精神内核,又要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从而在商业性与艺术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实现文学与电影的共生共荣。
(作者系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