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黄刚与著名导演谢飞等交流

高黄刚生于1959年，198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目前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新疆电影家协会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高黄刚是电影界知名的专家型、管理型的文化名家，是新疆电影创作生产领域近十年以来的领军人物。在他的带领下，天山电影制片厂在中国民族题材电影领域，打造出了被业界普遍赞誉的“天影厂现象”，新疆电影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高黄刚从影40余年来，先后在50余部影视作品中担任摄影师、编剧、制片人、导演和艺术总监。其主导的10余部影视作品，先后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国内奖项。10余部电影作品走出国门，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映、参赛并荣获大奖，他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出不凡的贡献。

2013年到2022年，这十年是新疆电影继往开来驶入发展快车道的十年，是新疆电影探索主旋律电影“类型化讲述和文艺化表达”的十年，是新疆电影在国内外频繁获奖的十年，是新疆电影被国内资深专家、学者称为中国电影界“天影厂现象”的十年。从《真爱》开始，新疆电影一路高歌猛进——《梦开始的地方》《钱在路上跑》《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昆仑兄弟》《歌声的翅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直到《小马鞭》。这十年，这些优秀的影片，为新疆电影捧回十多项国内外大奖，也为新疆文艺界争得了宝贵的荣誉。

回看繁花深处，这一切佳绩的开创者就是天山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现任新疆电影家协会主席的高黄刚。作为著名的电影艺术家，高黄刚先生四十年如一日，潜心深耕，宵衣旰食，沉浸在他深爱一生、追求一生、奉献一生的电影艺术世界中，孜孜探索、披荆斩棘、开花结果，他走过了一条光影璀璨、收获满满的电影之路。

梦开始的地方——

1959年7月，高黄刚出生在乌鲁木齐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光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晋南日报》的一名记者，西安解放后，转入《西安日报》。 1949年，高光强奉命随王震部队进疆，他和一行的二十多名同事们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接管当时的《新疆日报》。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新疆日报》题写了苍劲有力的报名，这对高光强和他的同行者而言，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上级要求入疆六天内必须出报，高光强一行日夜奋战，成功出报，成为新疆报史的一段佳话。高黄刚的母亲黄彬英是新疆第一代女摄影记者，也是著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女兵之一。当年，黄彬英告别亲人，义无反顾地踏上西行的列车，扎根新疆、建设新疆。在她担任摄影记者的年代，国家领导人来新疆视察的很多珍贵照片都是由她亲手拍摄的。

父亲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母亲执着摄影，见多识广，这让高黄刚在少年时代就耳濡目染地接受着文学艺术的熏陶。尤其是母亲对摄影的热爱，对年幼的高黄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黄刚小时候也经常拿着相机到处拍摄，向母亲学习拍摄技巧。在立人做事方面，父母勤勉不辍，投身事业的专注身影、坚忍不拔的情操修养，亦对高黄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少年时代的高黄刚是活泼顽皮的，对电影的热爱和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时，他家住在新疆日报社家属楼，隔着马路正对面就是电影院——十月礼堂。高黄刚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父亲的望远镜，趴在窗台上看对面十月礼堂门口的影讯大牌子，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部新片，有时候有了新电影放映的消息，他会激动得几个夜晚都睡不好。为了买电影票，他开始卖废品，当时一个废弃牙膏皮可以卖两分钱，他迫不及待地把家中还剩半管的牙膏挤到盒子里，然后卖了牙膏皮去买电影票。后来眼看着电影票从五分钱涨到一角钱，甚至两角钱，高黄刚又开始卖废报纸等其他废品筹集“资金”，只为走进他视作艺术殿堂的电影院。

有时候也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高黄刚就带着小伙伴们钻进十月礼堂旁的暖气地沟，沿着暖气管道钻到电影院的后台，后台洞口刚好在大银幕的后方，小伙伴们就在银幕后方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不仅丝毫不影响观感，还有一种冒险后胜利的激动。但这一冒险仅进行了几次就“夭折”了，当他又一次和小伙伴们贴着滚烫的暖气管道爬到银幕后方的出口时，才发现出口已经被堵住了！地沟又很窄，倒着退回去可不大容易。他们手脚并用退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才蓬头垢面地钻出地沟。这种对电影的执着和热爱，让高黄刚从小就拥有了梦想，在之后的生活里，这颗种子不断地发芽壮大。如今，坐在配有环绕声的高级影厅里，高黄刚常常充满感慨地回忆起儿时看电影的美好时光，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高黄刚说：“我打小就喜欢电影开演后带给我的那种神奇的感觉——黑暗中 ，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将我牢牢攥住，牵引我步入一个神奇的梦境，而这个梦，我一做就是一辈子。”

走入艺术殿堂——

1978年2月，19岁的高黄刚被分配到中国摄影家协会新疆分会工作。在那个年代，身挎相机走在人群中，还能接触到最先进的摄影设备，是一件非常令人艳羡的事情。这一年，高黄刚的师兄张艺谋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高黄刚还不知道未来有一条更加辉煌灿烂的道路在等着自己，他只知道沉浸在美妙的摄影世界中。他以青春的昂扬，背着相机走遍了乌鲁木齐周边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初期的艺术积累就是在当今年轻人流行的 Citywalk 中实现的。

人的一生，改变命运的重要关口，往往只有一两个，而且还充满了偶然性。1981年，22岁的高黄刚偶然在《新疆日报》上发现了豆腐块大小的一则广告，上面写着“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简章”。冥冥之中的指引，让他激动不已，回家和父母商量后，他决定试一试。最终，高黄刚以专业最高分的成绩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录取。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和理想主义的年代，而这一切的策源地和兴盛地正是中国的首都北京。和莘莘学子一样，年轻、真诚、单纯的高黄刚怀揣梦想，经过近70个小时绿皮火车硬座的“洗礼”，踏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当年的北京学界，学子们如同干瘪太久的海绵掉进了汪洋大海，无不废寝忘食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露。作为其中一员的高黄刚，更是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各国的电影专业书籍和电影，这于他而言，真的是眼界大开。一向为人低调踏实的他，铆足了精气神，一心扑在了学业上。由于当时刚恢复高考没几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自1978年招生以来，一直到1981年才第二次招生，也只招收了14名学生。学生不多，教师资源相对丰富，这对于当时的高黄刚和同学们而言，真的是福莫大焉。1978级摄影系的师兄——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张艺谋，以及日后享誉中国电影界的顾长卫、张会军、穆德远、侯咏等，和高黄刚同住在一个宿舍楼内。在日常的交往中，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学长们的风范也深深影响着高黄刚。

在北京电影学院求学期间，有两位老师对高黄刚的艺术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分别是王伟国和郑洞天，二人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泰斗级的人物。

王伟国是高黄刚当年的班主任，后来担任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他既是专业知识深厚的学者，也是知行合一的实干型人才，他主讲的《银幕的造型世界》，让高黄刚受益匪浅。“银幕就是造型世界，电影是拍出来的，但又不能单纯停留在‘拍’上，造型艺术要像绘画一样，讲究光与色、镜头角度与运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在镜头的调度中悟出一些人生道理。”王伟国的观点和论述为日后高黄刚的形象思维、造型能力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在故事片摄影教学中，王老师让造型语言参与叙事，他传授的方法高黄刚至今还在使用。高黄刚生动地形容王伟国为“出拳迅猛的人”，说的就是王伟国对镜头的调度应用能够做到简洁干练、恰到好处。

郑洞天是国内著名导演，曾荣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导演奖、第二届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等荣誉。郑洞天为中国电影事业培养了不少导演人才。那个时候他亲自带 78 班，带出了陈凯歌、李少红、胡玫等一批导演。郑洞天爱才惜才 ，高黄刚在校期间不仅得到他的悉心传授，被他亲自带着“拉片”，在电影创作的初期，也得到他毫无保留的指点、传授。

在校期间，高黄刚与黄建新导演一起创作拍摄了短片《小雨中的回忆》，此外，他还当选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老师们都很喜欢这个温润如玉的大个子男生，每逢过节放假，老师们会邀请高黄刚去家里做客，打牙祭。四十年前北京电影学院恩师们传授的诸多知识，和四年求学生涯中勤学苦读、实践历练得到的知识汇集在一起，为高黄刚的电影艺术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地基。四十年之后，这些都成为高黄刚最美好的青春记忆。师恩难忘，很多年来，每当高黄刚赴京出差，都会抽空去看看老师们，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汇报自己的成绩。

1985年6月，高黄刚临近大学毕业，班主任和校领导找他谈话，因为他品学兼优，学校有意向让他留校任教。这是很多大学学子的梦想，高黄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为学校对他的高度认可而感动，大学象牙塔的生活方式和北京大都市的魅力无不诱惑着他；可另一方面，对家乡新疆的热爱和依恋之情，又让他久久无法释怀。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高黄刚毅然决然地坐上了西行的列车，追随着母亲当年的脚步，回到了天山脚下。

启航天山脚下——

回到新疆之后，高黄刚把所学的知识充分运用到实践中。他像父亲当年采访一样，深入基层采风，体验生活，不断地创作。他的摄影作品构图精妙，内涵丰富，曾经连续三届新疆摄影展中都有他的优秀作品。此外，他的《龟裂的土地》还曾在香港摄影展展出。他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用脚踏实地完成的作品宣传着新疆独特而精彩的文化景观和自然风貌。

高黄刚进入天山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个岗位是电影摄影师。那个年代，新疆的电影产量非常少，但高黄刚抓住每一次锻炼的机会，向前辈学习，在电影摄影专业的道路上不断努力前行。他先后在电影《雪山义侠》《黄金缉私队》《小客人》等影片中担任独立摄影师。同时 ，在电视剧领域，由他担纲摄影的《哦，昆仑》《达列什的草原》一经播出便收获了极好的口碑，电视剧《达列什的草原》让他荣获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摄影单项奖的殊荣。这对于参加工作不久的高黄刚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熟悉高黄刚的人都知道，他是电影行业的“多面手”。而这源于他对电影的无限热爱和对持续自学的坚持。高黄刚说：“电影是团队艺术，各部门的创作息息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没有哪一个部门是单独存在的，就拿我起初做摄影来说，要想拍出好作品，剧本要吃透，导演的理念要理解，美术更要懂。”在工作实践中，当年的电影摄影专业的“学霸”，最终锻炼成了“多面手”。20世纪90年代末期，电影行业开始走市场“试水”。高黄刚担任制片人和编剧的《诺亚堡》《惊恐十分》《狂心灭情》等影片的成功，展示了他在电影制片和编剧方面的才华。初入市场就有如此佳绩，更加激励着高黄刚向市场贴近，向优秀电影人行列迈进。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进入21世纪，高黄刚迎来了他电影事业的又一次飞跃。由他担任制片主任的影片《库尔班大叔上北京》荣获第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三等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影片中库尔班大叔感恩毛主席的一句“好几年就好几年，哪怕是十年、二十年，我也要去北京感谢毛主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感恩，是高黄刚在其电影创作生涯中不断表现的主题，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社会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上天对我非常眷顾，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美好，我只有把我所得的一切分享出去，我才能回到少年时代的我，干净而纯粹。”因为真情实感和朴实的叙事，影片《库尔班大叔上北京》一经问世，便不同凡响，迎来广泛赞誉，电影有着崇高的思想性，用小人物的命运衬托了时代的巨变，充满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在高黄刚的创作生涯中，发生在平凡小人物身上的故事，往往最能打动他，最能刺激他的创作神经。在他看来，小人物在时代 浪潮中的命运 变迁，是最能引发观众共鸣和共情的电影优质素材。由高黄刚担任制片人和监制的影片《两个人的教室》《横平竖直》的相继出世，让他再次印证了自己的创作理念。

《两个人的教室》是一部兼具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的电影作品。影片取材于发生在东北的真实事件，讲述艾滋病孤儿丁保健在全村人的关爱下无忧成长的故事。电影中充满了温情的细节和动人的场景，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感中，向观众传递人与人之间淳朴伟大的爱。影片《两个人的教室》荣获第十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影片《横平竖直》塑造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放映队长形象，在家庭中郭美琴是顶梁柱，在外面是工作中的一把手，她遵循着“横平竖直”的原则面对生活 ，“我读书不多 ，啥准则不准则的 ，我不懂。我只知道，做人做事 ，就像银幕一样，得横平竖直”，这点题的一句话，贯穿全剧。影片《横平竖直》荣获第十三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自己担任“舵手”的影片连续获得业界的最高荣誉和观众的口碑，让高黄刚信心满满，艺术创作的激情更加高涨。中国电影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们，也关注到了这位虽偏居西北一隅，却佳作频出的制片人。橄榄枝说来就来，2010年3月，为建党90周年献礼，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下达了一项重要且紧急的任务——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杨善洲书记的感人故事拍成电影，这个任务直接落到了高黄刚的身上。感动中国人物获奖者、最美奋斗者杨善洲曾任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在光荣退休的时候，为了改善家乡的生态环境，改变人们的生存条件，杨善洲开始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面对这样一位崇高的人物，高黄刚意识到，必须要有过硬的剧本，必须俯下身子、贴近生活开展创作。时间紧，任务重，作为影片《杨善洲》的制片人，高黄刚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他立即带领主创团队进入紧张的筹备状态。他带领编剧团队，紧锣密鼓地对100多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收集了大量的一手素材。大家在他的鼓舞和带领下，齐心协力，加班加点，仅用30天时间就完成了剧本第一稿。随后，高黄刚邀请到李雪健、奚美娟、李晨、陶虹、艾丽娅、吕一等著名演员加盟。影片拍摄期间，国家电影局负责人前往外景地看望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向他们表示问候和勉励。2011年6月30日 ，电影《杨善洲》成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成为电影人为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在那个国产影片票房过亿还很少见的年代，该片不仅获得 1.5 亿票房，还荣获了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影片《杨善洲》的成功，印证了高黄刚作为制片人“能打硬仗”的综合实力，也奠定了高黄刚优秀电影制片人的地位。他说：“我把每一次创作都当成是一次学习、一次淬炼，我从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汲取精神的营养，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收获成长、享受幸福。”

在高黄刚的艺术创作生涯中，家国情怀常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中。20世纪70年代，一批多民族地质勘探工作者，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付的艰巨任务——探明钾盐储量，他们用生与死的抉择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面对这些和自己父亲同辈的共和国勇士的丰功伟绩，高黄刚内心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产生了拍摄一部塑造地质工作者群像电影的念头。影片《生死罗布泊》成功刻画了这些心系国家、勇担时代责任的科技工作者人物群像。这部电影也是当时天山电影制片厂投资最大，动用演职人员和后勤保障力量最强，运用特技手段最多的电影。担任影片制片人的高黄刚在拍摄前期，带着主创团队反复修改剧本。拍摄期间，团队的全体工作人员全力以赴，怀着对地质工作者们的崇敬，克服一切意想不到的困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竭尽全力只为打造一部新疆电影精品。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电影《生死罗布泊》荣获中宣部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3年，荣获第十五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影片提名奖。这些多民族地质勘探工作者的光辉形象，通过光影留存了下来，更通过影像传递到了观众的心中。这部影片也成为新疆少有的工业题材影片，彪炳新疆电影史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勇挑重担——

高黄刚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电影事业中。从大学毕业到 2012年的近三十年间，他从摄影干起，进而涉足编剧、制片人、艺术总监、导演等电影主要领域。“这完全没有什么诀窍，别人吃饭喝酒的时候，我在研读剧本，别人唱歌跳舞的时候，我在看片思考。我绝大部分的幸福感都来自电影，因为电影是最有魅力的行业，它让我在现实和虚拟的两个时空里来回穿梭，去体验各种人生，收获各种感动和温暖，电影就是‘放牧时光’，我愿意一生做光影的‘牧羊人’。”高黄刚说。

2013年，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将天山电影制片厂的担子交给了高黄刚。高黄刚迎来了电影创作的喷发期和又一个辉煌的十年。

上任伊始，高黄刚就提出了主旋律电影“类型化讲述和文艺化表达”的战略目标。在他看来，主旋律影片需要积极突围，“伟光正”的讲故事方法已经不太适合当今观众的观影心理诉求。多年的电影市场化运作，网络世界的蓬勃发展，早已大幅提升了观众的素养，观众需要看到自己内心认可的故事和人物。高黄刚提出主旋律影片中首先要有“人”，然后再有崇高的人，伟大的人。他说：“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写好人，认认真真地讲好新疆故事，始终扎根现实主义创作，用人类共同的情感书写，我们就有出路！观众需要这样的电影，对外宣传同样需要！”

这条路，一走又是十年！

高黄刚担任厂长后，第一个横空出世的影片便是斩获多个重要奖项的《真爱》。影片根据全国道德模范阿尼帕·阿力马洪抚养6个民族19个孩子的真实故事改编。担任影片出品人、制片人、艺术总监，同时也是编剧之一的高黄刚，在创作之初就为影片定下基调——诚恳的叙述方式，注重细节的真实，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规律。从剧本创作到电影完成只用了半年时间。影片通过诗意的呈现、质朴的表演、空灵的音乐赢得观众的广泛赞誉，这部电影对于新时期新疆区域文化形象的塑造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的张宏森说：“看了《真爱》，泪流满面，震撼不已，真爱的情怀和力量足以征服观众。伟大的母亲，伟大的爱，是跨越时代、民族、文化和一切社会界限的，所有的人生都是被这样的爱滋养着，托举着。影片细节突出，节奏感好，季节性画面呈现得美轮美奂，音乐如同天籁，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电影，祝贺天山电影制片厂。”

2014 年，《真爱》荣获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六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2015 年5月，影片获得第七届俄罗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2015 年7月，影片荣获第十届国际家庭儿童电影节家庭类型电影单元最佳音乐大奖；2015年9月，影片荣获“北京放映·丝路再起航”电影节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突出贡献表彰；2016年4月，影片荣获美国洛杉矶第十三届世界民族电影节评委会最佳电影奖……

一上手就迎来了“开门红”和“满堂彩”，这对刚刚担任厂长一年多的高黄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肯定。但这一切对于“拿奖专业户”高黄刚而言，并没有形成太多的干扰，因为他早已经开始了下一部影片的策划。（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