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好好说再见》这部以生死话题探讨生命态度的作品“意外地”击中了影迷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催泪”“温情”“真挚”等词汇不断“霸屏”多个自媒体平台。确实，在我看来，这部由宁波籍青年导演张弛执导，宁波影视艺术有限公司主投，饱含宁波地域文化特征与情感的作品至少在三个方面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以至于它有可能真正成为一部启发或重塑中国人生活态度和生命观的电影。

首先是主题富于当代价值。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传统上讳议生死，尤其是围绕死亡的生命教育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一直缺席。如何不惧死亡，将生命过程本身视为一种价值，用坦然的态度接受“向死而生”的哲学意义，一直是我们的文化短板。虽然作为死亡符号的癌症在电影中并不鲜见，譬如《滚蛋吧，肿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等，但它们通常会被处理成一种不向病魔屈服的抗癌故事，主角的积极姿态及其倡导的社会价值只能在传统文化视域内被理解。

相比较而言，《好好说再见》的贡献就在于甘让主角“放弃”自身，这正是影片主题上的一次大胆探索和革新，观众对应诺选择去安宁病房的共情理解和惆怅释然，无疑折射了这个时代青年观众之于生命价值的某种深刻共鸣：放手生命并不等于否认生命，而是在另一个高度上直面生命。这或许是一种更勇敢的决定，是一种痛彻生命的领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好好说再见》的主题定位触及到了一种难得的当代性，即当代青年对生命价值的真正理解和拥抱。

其次是在影片气质和调性方面，全片始终贯穿着一种平和隐忍的松弛感。作为一种美学价值，平和隐忍本身于电影气质而言并无新意。不过，当它被匹配给生死话题时，这种价值的潜能便被彻底释放。我们知道，中国电影自郑正秋以来，一直有一种苦情戏传统，凡遇大病、生死等情节，必哭天抢地、哀恸不已，使得影片从表演到风格，整体上呈现为一种略显夸张的影像传统，似乎我们在文化上的自敛必要通过虚拟的影像空间才能释放。

而《好好说再见》的宝贵之处就在于能够有意识地摈弃那种传统，尝试用一种松弛的风格来谈论生死。这就是为什么影片全片看上去干净通透，布光风格在尊重自然的基调上保持了必要的明度和纯度，所以无论是社区满眼的绿色，还是安宁疗护病房的整洁有序乃至应诺的特写等，都在潜移默化中淡化了癌症的阴影。也就是说，主创们一反同类型电影的常规手法，在故事情境中通过精心营造影像叙事空间，为一个本来沉重的主题设计出一个健康清新的视觉外观，不仅有节制的消解了死亡的重量，同时还从气质调性方面强化了影片的意蕴。

再者，影片清晰的剧作层次和人文关怀也令人印象深刻。从叙事机制的表层看，这部影片讲的是身患癌症的应诺回乡托付女儿并最终与父亲“和解”的故事，实际上，影片为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搭建了一个能够深化故事内涵的社会场景和叙事语境，那就是对社区邻里关系的呈现和对安宁疗护病房的群像写真。

正是由于这种后台语境的烘托，应诺与父亲的关系，以及应诺最终决定搬去安宁病房这一选择，才在观众那里获得了深刻的共情。这不仅使影片能够轻而易举超脱了表层的叙事机制，同时在人物塑造、角色关系、社会价值方面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精准描绘出了当代中国家庭代际情感的伦理撕扯，还从社区邻里的情感支撑以及专业的安宁疗护两个角度为中国老龄社会和临终关怀提供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小家与“大家”的和谐共生以及团结友爱的家国想象。不止于此，影片无处不在的“甬派”意味也能让我们看到地域文化的跨文化穿透力——相信每位观众都能从影片中识别出自己的“甬城”和大象滑梯。

“好好说再见”为我们完美呈现出了一种告白生命的姿态和方式，在哀而不伤的告别中，《好好说再见》一定会以它的真诚和隐忍重塑我们的生命观。

（作者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