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艺术的多元版图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宛如璀璨星辰，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而少数民族民歌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在这类电影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更以其独特的美学表达，触动着观众的心灵深处。

民歌为电影注入灵魂

少数民族民歌在电影中首先承担着叙事推动的关键功能。以电影《刘三姐》为例，刘三姐的一首首山歌贯穿全片，成为串联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她用山歌与地主莫怀仁及其爪牙对歌较量，山歌在此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成为刘三姐维护自身权益、反抗压迫的有力武器，推动着情节层层递进，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壮族人民的智慧与勇敢。在《阿诗玛》中，阿诗玛和阿黑哥的对唱，从相识到相恋，民歌的旋律与歌词细腻地描绘出他们爱情发展的各个阶段，巧妙地推动着爱情故事的发展，使观众沉浸在这段浪漫而曲折的爱情叙事之中。

民歌对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古兰丹姆演唱的塔吉克族民歌，那婉转悠扬又带着些许忧伤的旋律，配合她美丽动人又饱经苦难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出古兰丹姆坚韧、深情的性格特点。民歌就像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让观众能更深入地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再如蒙古族题材电影中，豪迈奔放的长调民歌响起，配合着骑马驰骋的蒙古族勇士形象，瞬间勾勒出他们勇敢无畏、热情豪爽的性格特质，使人物形象跃然银幕之上，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电影中的民歌还具有营造氛围的神奇魔力。在一些反映少数民族节日庆典的电影场景中，欢快热烈的民歌奏响，配合着人们载歌载舞的画面，瞬间将节日的热闹、欢乐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大感染力。而当影片展现少数民族人民在艰苦环境中生活时，低沉、质朴的民歌旋律又能营造出一种坚韧不拔、顽强抗争的氛围，使观众深刻体会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力量。

民歌的美学表达

少数民族民歌在电影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其旋律与节奏往往独具特色，各少数民族民歌有着鲜明的风格差异。如傣族民歌旋律优美、节奏舒缓，恰似潺潺流水，展现出傣族人民生活的悠然与平和，在电影中运用能为画面增添柔美、灵动的气质；而维吾尔族民歌节奏明快、热情奔放，充满了活力，在电影场景中响起，能瞬间点燃观众的热情，展现出维吾尔族人民开朗乐观的性格与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些独特的旋律与节奏，为电影构建起了独特的音乐美学空间，让观众领略到不同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

歌词内容方面，少数民族民歌是民族文化与生活的生动写照。许多民歌歌词讲述着民族的历史传说、风俗习惯、生产生活等内容，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比如彝族的一些民歌歌词中，会提及彝族的火把节、毕摩文化等元素，在电影《阿诗玛》中，经典民歌《一朵鲜花鲜又鲜》以“鲜花”比喻爱情，歌词融入彝族撒尼人的婚恋习俗，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则通过“跳月”“大三弦”等意象展现彝族节庆场景；又如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在电影《农奴》中，歌词以“金山”象征新生活，结合藏语谚语与宗教文化符号，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深入了解彝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与文化传统，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少数民族民歌的演唱方式也别具一格，为电影带来独特的美学体验。像蒙古族的呼麦，一人能同时发出两个声部，低沉的喉音与高亢的泛音交织，营造出一种神秘、空灵的听觉效果，在电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呼麦演唱与草原长镜头结合，用喉音模拟马蹄声与风声，构建出苍茫辽阔的历史氛围；再如苗族的“飞歌”在电影《黔东南的七月》里，歌手以真假声交替的高音穿透山谷，配合稻田插秧的劳作场景，将苗族“游方”婚恋习俗与农耕文化通过声线传递出来。这些演唱方式在电影中运用，能极大地增强影片的艺术感染力与文化独特性，使观众获得前所未有的听觉震撼，感受到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

民歌的传承与创新

在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民歌的运用也在不断探索传承与创新之路。一方面，电影致力于原汁原味地呈现少数民族民歌的原生态魅力。通过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挖掘那些深藏在民间的古老民歌，邀请当地民间歌手原声演唱，最大程度保留民歌的原始风貌与文化内涵，让这些珍贵的民族音乐遗产得以在电影银幕上展现，为更多人所知晓。

另一方面，电影也积极推动民歌的创新发展。将现代音乐元素与少数民族民歌相融合，创造出更符合当代观众审美需求的音乐形式。例如在一些电影中，会加入电子音乐、摇滚元素等，对传统民歌进行重新编曲，使古老的民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这种创新不仅拓展了民歌的表现形式，也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为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少数民族民歌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丰富的应用形式与独特的美学表达，为电影艺术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也为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搭建了重要的桥梁。在未来的电影创作中，期待能看到更多对少数民族民歌的精彩运用，让这些民族文化的瑰宝在电影银幕上持续绽放光芒，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共同构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百花园。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本文系百色学院校级课题“西南边疆民族民歌创新创作与传播研究”（编号2025KS29）、 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人才项目（吕嵩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