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轮圆桌会谈中，主持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左衡注意到嘉宾们普遍带着自省与对电影创作、观众变化及创新的思考。他首先向董润年提问，创作者如何在保持真诚的同时避免陷入“我执”，从而真正走进观众认可的真诚。

董润年坦言：“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他分享的方法是时刻提醒自己，“我现在认为的到底真的是我认为的这样吗？”，并建议创作阶段多去征求不同意见，“多把你的故事讲给不同的人听，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以理解普通观众的想法”。董润年提醒大家警惕自身认知局限和互联网声音的片面性，“我们自己对事情的认知，还有互联网上的声音有时候是片面的”，“音量很大”的意见未必代表主流，关键在于“吸取外界的声音”并努力判断“到底哪些是真正最广大观众的声音”。

张珂则提出了对“我执”的不同理解。他认为做电影最难的就是创作者懂得、相信的东西是不是和观众能够双向奔赴，“我有很强的‘我执’在心里，我要通过电影把这个‘我执’讲出来”。他解释自己的创作来源是“对历史的认知”和“对最广大观众的再认知”，并坚信关键在于找到连接个人认知与观众共鸣的技术手段，“我坚信最广大的观众会为这种最大公约数的情感所鼓掌、流泪，所以创作需要坚定地‘我执’，并用理性或者感性的创作技巧去实现其有效传递。”

于洲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力量和自信，创作核心在于挖掘如家国情怀等感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创作者的挑战在于如何讲好这些故事，让当下观众从中获得共鸣与文化复兴的力量。他认为电影人一定要有执念，但强调这应建立在团队对观众、历史、市场了解的基础上。

张苗随后强调了塑造有效人物的重要性。他认为创作首先要有追求的意识：“我们能不能塑造一个有效的人物”。其次，人物承载的主题需是观众“可感的”，“如果观众相信，甚至愿意讨论，就容易成”。他称赞了张珂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群像塑造，认为其成功在于创作者对主题的真诚信仰，“天下武功唯真不破，观众容易被这种东西打动”。

黄子桓分享了自己创作《误判》剧本的经历。他观察到香港电影人面临的困境：擅长的警匪题材因重复而令观众审美疲劳，香港电影人的问题，在于没有跳出“舒适圈”。他呼吁香港电影人“反省一下未来除了拍动作片还可以拍什么题材，除了警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