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暑期档的电影市场上，《长安的荔枝》和《南京照相馆》是历史题材影片中最为夺目的“双子星”。前者用唐朝“基层公务员”在极致的时空限制中千里送荔枝的荒诞喜剧，揭开了权力斗争和王朝兴衰的遮羞布，率先突破了春节档之后国产电影票房不超5亿的“禁区”；后者以中国影史上并不鲜见的“大屠杀叙事”，让我们再次回到1937年的南京，成为了暑期档的票房冠军。

以小切口进入大历史，用普通人的遭遇和经历，让历史叙事和当下的观众实现情绪共通和情感共鸣，是两部影片“异曲同工”的创作宗旨。唐朝小吏如何完成“不可实现的任务”，会引出当今社会职场“牛马”们的唏嘘感慨；当普通的南京市民遭遇敌军，吉祥照相馆内外那些小人物的生死悲欢，也让这段惨烈的民族痛史在观众的心中“显影”。

普通人的“南京”

国内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故事片创作，始于1987年的《屠城血证》，这部影片和《南京照相馆》相似，都讲述了主人公舍命保护大屠杀的底片，将日军暴行公之于众的故事。其后吴子牛执导的《南京1937》（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推出的作品。这两部诞生于上世纪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创作活跃期的影片，都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却无法疗治巨大的民族创痛书写着共通的隐喻，精英视点和人文情怀也是它们醒目的时代标记。

跨世纪之后大屠杀题材的创作有着更明显的“国际范”，民族的历史创痛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展示给西方世界的“伤口”，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2009年）试图从日本兵的角度去反思战争，描摹出人性复杂；中外合拍的《拉贝日记》（2009年）以南京为背景，书写了一个“中国版辛德勒”的故事；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2011年）从美国人的视角切入历史，讲述了一群风尘女子救赎生命的乱世传奇。

《南京照相馆》叙事上的创新就在于它放弃了外来者的视角和精英主义的视点，将镜头聚焦于一间在战火中岌岌可危的照相馆和一群藏身其中的普通人。他们是冒充照相馆学徒的邮差阿昌（刘昊然饰），躲在地窖的店主老金（王骁饰）一家，为日本人充当翻译的王广海（王传君饰）把他的情人——龙套演员毓秀（高叶饰）也送进了照相馆，和阿昌假扮夫妻；毓秀的行李中夹带进来的警察宋存义（周游饰）。跟随着这群普通人，观众得以进入浩劫中的南京，“亲历”这段创痛的历史。

普通人、小人物在电影叙事中更容易获得观众的共情，但在人物塑造上也更讲究艺术的真实。或者说，这一群在浩劫中忍辱偷生的人为了活下去以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照相馆，最终要为了“留存日军暴行的罪证”舍生取义，从恐惧到抗争，从懦弱到英勇，各自的人物变化轨迹和成长弧光就要让观众可见可感，真实可信。

所以和其他大屠杀题材影片中往往有着“超载”的暴力景观不同，《南京照相馆》对暴力的表现是克制和留白的，它们或者由可以外出的阿昌、毓秀、王广海等人亲历，或者通过照片让藏身地下的老金、宋存义见证确认，为人物情感和心理的变化提供了支撑和动力。在观众跟随他们亲历见证之外，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原岛大地饰）的行动线，又给观众提供了那些见诸教科书而家喻户晓的暴力证据，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缝合，更强化了影片的艺术真实感。

人物的痛苦感受和情感变化，是《南京照相馆》叙事的主线和重心，当银幕上的普通人与今天的观众同感共情，大屠杀的死难者不再是冰冷的数字和模糊的名字，他们和阿昌、老金等人一样，也是血肉丰沛、情感饱满的个体。由此，历史有了真切的痛感，1937年的南京就不再是让观众置身事外的“遗迹”。

“普通法西斯”

《普通法西斯》是前苏联导演米哈伊尔·罗姆1965年拍摄的政论纪录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普通德国人为何会丧失理智和灵魂而成为法西斯暴徒？

《南京照相馆》中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也折射出类似的问题，这个看似文质彬彬的贵族青年，因为在屠刀之下解救了阿昌的性命，而成为了“朋友”，甚至让人觉得侵略者身上也有未曾泯灭的良善人性。随着情节的推进，他身上的伪装一层层被拨开。喂流浪狗的温情画面，与旁边堆积的尸体形成蒙太奇讽刺，这种微表情与大屠杀的并置，解构了侵略者任何“人性未泯”的可能性；当他把镜头对准暴力的现场，相机在他手中不再是艺术创作工具，而是权力凝视的延伸，快门声与枪声的声画蒙太奇，将摄影行为等同于杀戮行为，使相机成为比刺刀更隐蔽的暴力工具；他熟知“朋友”“君子一诺”等儒家术语，却在通行证上暗藏杀机——看似逃生的机会，实则是处决的指令。最终在显影剂的腐蚀之下，他的“真面目”也得以显形，那张半人半魔的脸孔，就是“伪善之恶”的精准写照。

这种“恶”不是哪一个士兵或哪一支部队的选择，而是军国主义毒害下的必然。胆怯的新兵在军官的督促下完成了第一次杀人；伊藤秀夫为了实现祖父甲午战争没能攻入北京的遗憾而投笔从戎；“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教义被军官曲解为阴谋和杀戮的注脚；南京的城墙砖被拆回国修建战功塔……从代际传承到层级的提升，从文化的盗用到殖民的贪婪，军国主义在彼时批量生产着“普通的法西斯”，也写下了崇尚暴力、又必将被暴力反噬的命运密码。

与之相对照的是，暴力可以杀戮生命，却摧毁不了中华文化的坚韧绵长。影片中那些活在南京的普通人，即便是王广海，也有着内心的不忍和善意；即便生死攸关，也会哼唱起乡音小曲；即便身处斗室，也向往着大好河山，有寸土不让的骨气……最为反讽的是，侵略者视若珍宝的屠杀底片，最终被中国平民调包为记录南京城日常的生活照，他们想彰显和隐匿的，就在那些普通人的凝视中消弭无影。

《南京照相馆》口碑和票房的双赢，不仅证明了青年一代的创作者已经有能力担负起主流历史叙事的重担，更强化了这种重视社会情绪价值、以民族痛史激发大众爱国热情的创作规则的可借鉴性。更重要的，在“历史虚无主义”不时沉渣泛起的当下，国产电影当仁不让地应该书写我们自己的民族记忆，正如福柯所说，记忆是斗争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在斗争发展史中的一种意识动力机制，抓住了人民的记忆，就抓住了他们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