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承载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视听媒介，中国影视作品既是中华文明的文化镜像，更是在国际舞台上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核心载体。然而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与认知隔阂导致中国影视在传递共同体价值时面临复杂挑战，能否突破文化符号的表层展示，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建构具有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叙事体系，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国际化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

现实语境

全球化带来的传播机遇。流媒体平台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影视发行的地域壁垒，形成了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以Netflix为例，其2023年全球用户突破2.5亿，《山河令》通过该平台译制为19种语言，在东南亚地区创下了单集播放量超3000万的纪录，剧中的知己情谊、江湖道义等中华文化元素通过视觉符号与情感叙事实现了跨文化流转。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与“走出去”工程构建了制度化传播通道。2024年国家广电总局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资助《觉醒年代》《山海情》等现实题材作品译制为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在中东、非洲30国的主流电视台播出，当地观众通过扶贫故事认知中国乡村振兴的共同体实践，实现了从文化展示到发展经验共享的叙事升级。

文化折扣效应下的传播挑战。一方面，西方观众的“东方主义”滤镜持续影响着影视解读。如《流浪地球》系列中集体主义拯救世界的叙事，在北美市场被《纽约时报》解读为“权威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反映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框架下的认知偏见。这种文化预设使多元一体共同体理念被简化为单一意识形态输出。另一方面，部分国际市场对中国影视的接受仍停留在文化猎奇层面。《长城》过度堆砌长城、兵马俑、孔明灯等视觉符号，却未能传达天下观的哲学内涵，最终在北美仅收获4500万美元的票房，远低于制作成本。反观《卧虎藏龙》，其成功将武侠升华为对自由与道德的普世探讨，证明表层符号需与深层价值体系结合才能突破文化浅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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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叙事创新策略

叙事视角：从国家叙事到人类叙事的融合性建构。传统影视常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简化为宏大的国家话语或历史符号，导致了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壁垒。对此应实现国家叙事与人类叙事的有机融合，通过微观个体经验承载宏观价值理念。例如《流浪地球2》在科幻框架下，嵌入了刘培强与儿子的父子情、图恒宇与女儿的数字生命伦理困境等家庭情感线，将家国情怀转化为关于文明存续、代际责任的共同性探讨，使海外观众通过共情个体命运，理解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的深层逻辑。此外，还应推动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与创造性转化，避免对传统文化的静态复刻。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以唐代长安为叙事空间，突破历史剧的考据窠臼，通过悬疑推理的类型化叙事重构盛唐气象，将开放包容、天下大同的中华文化精神融入青年观众熟悉的现代审美框架，证明了传统文化资源也可以通过现代叙事手法实现跨文化传播。

叙事结构：构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叙事框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要求影视叙事打破单一民族或地域文化的孤立呈现，建立多民族文化共生、传统与现代价值勾连的立体化叙事结构。在多民族文化的共生表达上，超越奇观化的少数民族叙事，聚焦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的互动交融。例如《东四牌楼东》以清末民初的北京胡同为背景，通过满汉两个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交织，展现了京剧、满族婚俗等多民族文化元素的自然融合，摒弃了他者化的文化展示模式，将共同体身份建构在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在传统与现代价值勾连方面，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之《回乡之路》提供了创新实践。该片以陕北黄土高原为叙事场景，将治沙造林、苹果种植等现代生态治理实践与信天游、窑洞等地域文化符号深度融合，还特别设计了海外游子返乡寻根的情节，将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民俗元素置于全球化流动背景下。这种叙事结构将乡愁升华为了对家园共建的责任认同，既保留了陕北文化的独特性，又通过荒漠化防治、乡村振兴等全球议题对接，使海外观众通过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美美与共”的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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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路径

机制创新：推动“政府-企业-民间”协同传播。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依赖于多主体协同发力的立体化传播机制。政府层面的政策引导与战略规划，为影视出海搭建了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例如，“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项目通过资金支持、译制补贴等方式，推动我国影视剧集进入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市场，这些作品以中国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叙事载体，展现了发展经验的共享性及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避免了意识形态化的单向输出，故事化呈现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企业层面的跨国合作与本土化运营，则能通过市场化手段提升传播的精准性。例如腾讯视频与Netflix合作制作的《三体》剧集，邀请好莱坞编剧团队参与剧本改编，在保留原著核心科幻概念的基础上，采用西方受众熟悉的美剧叙事节奏与视听语言体系，实现了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创造性转化。此外，民间层面的自发传播与文化交流，如海外华人社群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国产影视剧观后感、海外高校学生组织中国影视研讨会等，可形成官方与民间、机构与个体的传播合力，构建更多层次、多维度的传播网络，使影视传播转化为多元参与的文化对话。

价值共鸣：寻找文化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是通过价值对话实现认知共振，而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有效传播，需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提炼全人类共同性价值议题。共同情感的挖掘是突破文化隔阂的核心策略，如电影《你好，李焕英》以母女情感为叙事主线，虽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却通过对亲情、遗憾与救赎的细腻刻画，触达了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叙事策略避免了对共同体身份的抽象言说，而是通过个体经验的具象化呈现，使海外观众在他人的故事中照见自身，进而理解故事背后的文化价值取向。对于争议性议题的包容性表达，则需将本土文化智慧与全球议题结合，构建对话而非对抗的叙事框架。以环保题材电影《狼图腾》为例，影片以蒙古草原生态保护为背景，将游牧民族“敬畏自然”的传统智慧与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对接，既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又回应了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

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影视叙事传播并非寻求同质化认同，而是通过影视叙事手法展现中华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性，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建构兼具民族特质与世界意义的话语体系，这既是中国影视“走出去”的深层使命，也是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路径。

（作者系宿迁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德育中的价值研究”（2022jdddjs2）；宿迁学院“专业认证”专项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优化研究”（2023ZYRZ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