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份，是笔者人生中最难忘的时间之一。首先是硕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其次工作单位也得到了落实，将会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工作。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天之骄子”，研究生人数就更少了，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中的天之骄子”。很多的部委，如国家教委、文化部也都到四川大学要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不过那个时候，笔者居然对到国家部委工作一点没有兴趣，完全没有从事行政工作的念头。北京的高校如北京电影学院，研究机构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也到四川大学要人。不过当时笔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因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新单位，感觉、以为可能前面没有更多的老同志压着，容易冒头。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是在原文化部所属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的基础上合并成立的，主体或者说主要人员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人数不是很多，但带来了电影研究、研究生教育、学术杂志出版等新的业务，使得中国电影资料馆从一个单纯的档案单位变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事业单位。

事实上，单位的名称也一直存在着争议，甚至是博弈。财政部的户头上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中编办的户头上则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也就是说，两个名称缺一不可，中国电影资料馆要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也要用。这让外面的人根本摸不着头脑，甚至本单位的人有时候也会感到困惑。事实上，就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后来经过反复的推敲，官方的统一名称确定为：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说实话，笔者当时研究生毕业是冲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牌子去的，而研究生教育也属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业务范围。可以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是在陈荒煤先生一手推动下成立起来的，他从文化部副部长退休之后就担任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徐庄则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心”汇集了当时中国电影界顶级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除了陈荒煤先生，还有钟惦棐、袁文殊、程季华、罗艺军、贾霁、沈嵩生、余倩、汪流、张骏祥等。

笔者记得非常清楚，是1985年7月28日到的北京，并且当天就到“中心”报到。那年有四个研究生、两个大学生一共六个人被分配到“中心”，集体性被安排到文图资料部工作。大约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后，当时“中心”研究生部主任王亮衡先生，仔细研究了笔者的档案并且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把笔者要到了“中心”研究生部工作。跟着王亮衡先生熟悉研究生部的工作，去见了钟惦棐、袁文殊、程季华、罗艺军、余倩等老师。并且马上参与到了1985届中心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班的相关工作，当然主要是端茶倒水，带路叫人之类。记得1985届研究生的复试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宿舍楼的地下一楼进行的。一开始“中心”也没有学生宿舍，借住到文慧园中学的宿舍，不久就搬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提供的学生宿舍。北京电影学院也派有北京电影学院行政处退休的王征处长等两名同志到“中心”研究生部合并办公，负责与北京电影学院的协调工作，以及研究生的后勤工作。

1985届研究生有很多都比笔者年龄大，跟笔者相处得非常好，亦师亦友。笔者感觉特别幸运，完全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跟着1985届研究生听完了所有的电影学专业课程。比如传说中的周传基先生的电影课，笔者跟着两届学生认真听过两次。

陈荒煤先生聘请了电影界的知名人士来担任“中心”各部门的负责人：钟惦棐先生担任电影美学研究室主任，程季华先生担任中国电影史研究室主任，郑雪来先生担任外国电影研究室主任，罗艺军先生担任当代中国电影研究室主任。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界的“名人堂”。

当时从文学界转到电影界的人都特别害怕别人说不懂电影。因此，笔者除了跟着1985届研究生听完了所有研究生的专业课程之外，还与他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努力让自己尽快成为一个懂电影的人。更重要的是，笔者找了当时能够找到的电影理论、电影史的书籍认真研读，做了十几本笔记。其中，有很多都是与1985届研究生相互交换共同分享的。记得当时西四红楼还有一家专门的电影书店，曾经火爆一时。

不过，笔者在“中心”研究生部工作的时间不是太长，就被仲呈祥先生调到了当代中国电影研究室工作。不过，都在中心小白楼二楼上，无论是与研究生部，还是与研究生部招收的研究生都保持着独特的、极为密切的联系。包括跟着后面几届研究生又听了不少专业课程，有的是不止听过一次。更重要的是，跟着几届学生系统地看了中外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其中不少是所谓的“内参片”，中国电影资料馆之外的人很难有机会看到。

1998年，笔者也被聘请为研究生部的导师，不过笔者在“中心”招的第一个研究生并没有毕业，而是在“中心”学习一年后，就跟着在中国学中医的男朋友去了美国。因此在“中心”研究生部的花名册上找不到她的名字，甚至笔者自己现在也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了。

后来也多次连续担任研究生的导师，招了一些学生，不过都是三年才招一次，研究生人数总体上不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心”研究生教育是一种“贵族式”的精英教育，导师跟研究生基本上是一对一，最多也是一比三。因此“中心”研究生与他们的导师有着充分的一对一的时间和空间，很多辅导都是一种“私人订制”，联系尤其是私人联系可能也比别的学校和研究机构更紧密、更独特，至少笔者的研究生是如此。因为研究生们就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宿舍的一楼。而包括笔者在内的导师都住在同一栋楼。有时候散步回来，导师与学生就可以“不期而遇”。有一次，笔者在宿舍楼外面通过窗户跟学生李海霞交流讨论论文，被李迅先生看见了，戏谑为“墙头马上”。

1998年的时候，“中心”进行了机构调整，完全是拿电影研究开刀，原来的四个研究室合并成了一个电影理论研究室。电影研究在“中心”的地位大幅度降低。与此同时，当时还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潜流，就是认为研究生教育对于“中心”没有什么用处，也赚不了钱，不如一起砍掉。事实上，砍掉“中心”研究生部以及“中心”研究生教育的潜流一直时隐时现，多次命悬一线。因为最终没有实施，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内情。

“中心”研究生教育，可以说在电影学习方面是在全国范围内条件最好的，依托于中国电影资料馆丰富的馆藏，绝对是得天独厚，甚至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中心”毕业的研究生都成了“抢手货”，到各个地方、各个单位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同时，不少“中心”毕业研究生在电影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此，无论是“中心”的研究生教育，还是“中心”毕业的研究生，在电影界都享有比较高的声誉。一传十，十传百，想要报考“中心”研究生的人非常多，录取比例则比较低，可以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事实上，“中心”研究生教育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中是独树一帜，甚至可以说是出类拔萃。

不过，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吐槽”，“中心”三年才招一次研究生，等到他们毕业的那一年，“中心”如果没有研究生招生，很多人可能就会失去到“中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有好几个上了别的高校或者其他研究机构的学生当面向笔者表达过遗憾。不过，也有不少学生非常坚定而执着，一定要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因此，宁肯等一年两年也要考。

因为有很多人坚定地想要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所以“中心”的研究生资源一直非常好，招生质量也比较高，在全国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电影研究生教育中独树一帜。不过三年才招一次学生，让很多学生失去了攻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的机会。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也一直都很纠结。

2008年12月，笔者被任命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一开始上任，领导为了提高笔者的行政管理能力，特意安排笔者分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办公室的工作。当时中国电影资料馆宿舍楼地下一层包租给了外面的公司，公司分别出租给其他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笔者到地下一层检查工作的时候，本能地感觉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之前也差一点发生过火灾，派出所民警专门到单位讨论过治安问题。如果真的发生火灾，后果很严重，一票否决，所有人尤其是领导班子都在劫难逃。笔者马上把地下一层的情况给主要领导作了汇报，与其他领导作了沟通。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解决这个隐患。正好，困扰“中心”三年才招一次学生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宿舍。如果能够把地下一楼收回来，那么研究生宿舍的问题解决了，众多隐患问题也解决了。在各位领导的支持下，终于下决心终止了地下一层的租房协议，迁走所有的人，有效解决了研究生的宿舍问题。因此，最终实现了每年都招收研究生的夙愿，或者说是一个小目标。

在笔者担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之前，中国传媒大学一直在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商讨一起申报电影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当时全国电影学博士授予点非常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少白先生1985年的时候不愿意跟着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合并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选择了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先是被缩编为影视研究室，后来又与其他所的力量合并，恢复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后来改名为电影电视研究所，并且最早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点。后来有消息说，博士学位授予点只给高校，不给科研机构。不过，笔者个人一直没有看到相关文件，心中一直存疑。

当时，中国传媒大学的电影学研究刚刚起步，还没有正教授。申报博士点需要六个正教授，全部都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老师。六个老师是：郦苏元、蔡洪声、胡克、杨远婴、饶曙光、陈墨。在一次馆长办公会议上，笔者就明确提出，既然申报博士点的老师都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老师，那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也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有人就说，教委有规定，博士学位授予点只给高校，不给研究机构。但笔者当时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去向国家教委说明情况争取理解和支持；同时，可以跟中国传媒大学进一步沟通，至少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设有一个博士学位教学点。遗憾的是，笔者的诉求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2013年12月，笔者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转岗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也多次应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的邀请给研究生讲课，参加研究生毕业答辩。不管怎样，感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尤其要感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教育，让笔者比较迅速地从一个攻读文艺理论研究生的人变为了一个电影学者。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往事如烟，往事也并不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