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突破500亿元，其中，12月6日新上映的抗战影片《得闲谨制》所贡献的近3亿票房值得特别关注。原因在于，这部新片为抗战影片的类型化影像提供了基于完整人性的新内容表达。

在关于故事讲述的研究中，叙述被分为可靠的、不可靠的两种。那些由于讲述者未能避免视角偏差、认知局限以及道德立场冲突而导致的片面叙事是令人怀疑，且难以接受的不可靠叙事。编剧兰晓龙在《得闲谨制》一片中塑造的工匠角色莫得闲，及其引领的一众军民，因为表现出了身、心、脑完整具在的人物真实特征，从而为中国抗战影片提供了重要的可靠叙述。观众既能够从这场跨越多年的战时叙述中辨识出鲜明的作者风格，又能够常常保持共情，被完整带入影片中猝不及防的民间遭遇战，真的就像台词所说，具身性地打了一场“死人打的仗”。

一

影片是在进行到情节转折关键点的时候喊出了这句话，“那就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态度决绝赴死，声调却自抑而低沉，仿佛是从历史断层传出的回声，是真正残酷的胶着战事中，兵与民齐声发出的悲愤怒吼。一如影片故事的所在地名：山，名为朝天吼；镇，题名戈止镇。二十来个由长江下游一路逃难而来的老少流民，加上十几位临时组建的“渣兵团”，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肉搏对抗。不能也不必再区分谁是士兵，谁是居民，大家都是不抗争就得死的防御者，从而不得不团结一心，将自己置于反抗者的情境，将自己尽可能地武装起来。于是就有了片中非常精彩也颇为沉痛的一幕幕交战场面。编剧兰晓龙发扬了他的战争文学写作经验，但又根据电影制作的形制要求，更为凝练而爆发性地想象出中日交锋在一个小镇上的影像可能。

以日方侵略军的登场、被袭、增援，最终被全部歼灭的动线设计为例，可以见出《得闲谨制》如何在有限的艺术时长内，充分营造战争影片在短兵相接的战局中所特有的交手决斗场面，推动并完成全片的人物形象塑造与历史影像重现。表面来看，日本兵分为先后两批，侵入世外桃源般的戈止镇。日军人数从寡到多，军械也从单一的刀、枪升级为装甲车、坦克炮。第一次不过区区三人，因为误看了地名而误入戈止镇；第二次是在第一次的错误基础上，头一批的两名日军被接连解决后，只余一个仓皇报信。临时增派来的侵略军人数翻番，武器的杀伤力显著倍增。两次侵扰的性质与发展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使《得闲谨制》既带上了创作群体的作者风格和认知印迹，也让该片具有了此前鲜见的影像寓言特征。

三人小队的日本兵因为识错手写的汉字牌匾，将“戈止”二字误认为一个“武”字。看起来是误打误撞，却给镇上的生灵带来无辜而受难的灭顶之灾。这也是《得闲谨制》作为有思想识见抗战片的创新价值所在，它严肃地对待国民历史上的沉重一页，在代入完整人性的真实思考后，有深度、有创见地重构了战争影像的当代想象与意义书写。

中方的参战者同样是由两部分人组成。先与三人小队偶然遭遇在山间的莫得闲，代表的是与家园同在的“布衣甲”。犹如影片海报上的点题宣传语：一众布衣甲，一场守家战。平民们手无寸铁，于战乱频仍的时代里只为求生，不敢杀生。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无妄之灾中醒来，从不知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的挨打、受辱、践踏和无节无度的暴虐戕杀中醒来，他们终究不能再闭上眼睛欺瞒自己，说自己还可以脚底板抹油，跑得快，继续逃。人一旦真正醒来后，就无法眼睁睁看着家人、邻人、国人在自己眼前受苦。因此就烘托起了片中格外强调的台词：像一个人那样慷慨赴死，像一群人那样前仆后继。

说实话，这是一句文艺腔十足的台词。不够口语化和生活化，不够直白，不够“土”。毕竟是一群从下游南京溯江逃难到湖北宜昌的大江南北异地人，就算其中有金陵制造厂的高级钳工莫得闲，有成为了莫得闲妻子的新女性夏橙，这句话仍然属于典型的宏大叙事，更适合在片尾曲引吭高歌，而不是在影片内部一次次被人物低声自语。然而影片里的人物就这么心口如一地说了，而且不止一次地说，目的是要让观众们逐渐实现精神上的沉浸式观影，将自己全身心地代入一众布衣甲的爱家心切与守土有责，与历史上的国民同胞们经历同样的恐惧，再奋勇跃起，扔掉物质上的破破烂烂和精神上的侥幸幻想，为一家老幼，为左邻右舍，为逼到眼前、逃无可逃的这一次生死遭遇而舍命一搏。由民众大脑来合力主导的小镇保卫战打响了。

二

影片中，莫得闲是镇子上第一个遭遇日本兵的人，也是第一个下定决心不再逃避，第一个敢于牺牲自我的启蒙者和呐喊者。“从南京过来的人还心存侥幸，那真该死！”仔细听其中的涵义，能够依稀辨识出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呼吁。对于一部旨在理解历史，复现战争实境当中国民影像的抗战电影来说，要做的是在诚实身心的基础上，达成大脑思维的恰切理解与决策反应。针对上述创作意图，以主人公莫得闲为行动引领者的邻众、散兵之集体群像的表现，不仅做到了动线逻辑的合情合理，而且在情势的张力发展中，不期然地击中观众内心，随之万念翻涌。

影片中次第消灭第一批日军三人小队的情节，简单却耐人寻味。节奏上似乎有意延宕，画面上则使用了标准的交叉蒙太奇。镇上居民们头脑懵懂，身体紧张，满心都是恐惧，集体反应都是回缩到家里，紧闭门户；那些没有家的渣兵团再次陷入习惯性的踟蹰，和那门苏罗通机关炮一样，静止在本不该被扰乱的青山秀水之间。静极则动。虽动，却仍然是畏手畏脚的村户居民，和毛手毛脚的无实战经验“渣兵”。然而关键的是，观众看到他们动了起来，在相互的怨言和指责中实现着彼此的呼应互助。日本兵小福田在机关炮的漫射中不知所踪，残暴的八木更是自寻死路，以其傲慢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的谎言机变，将自己愚蠢地送命给毫无射程可言的土制竹筒炮铳。影片的寓言性由此可见一斑。三人小队中的大河原屡次被围堵，终究还是逃脱，并引来了梦魇般的日军新增援。当他气势汹汹跟随看似刀枪不入的装甲车，以扫荡小镇的毁灭之势，和一队装备齐全的步兵再次杀回小镇，激发工匠聪慧大脑并燃烧军人团魂的同心协力防御一幕，随即在银幕上展开。

《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在“防御篇”中特别强调了人民武装和民众起义的重要。这样的作战往往在战区的腹地发生，不是单一回合的攻击/防御就能够完成，作战区域超出常规的想象，国民性格需要适于那一类战法，“惯于艰苦紧张劳作和贫困的穷人更有活力”。戈止镇上的人们贫困已久，经年的逃难让他们精神紧张，多年来不能免于艰苦劳作。他们并不好战，只是不得不战。

通观全片，戈止镇在本质上就是影片开端处，那条被困在江心的船。船上有全国各地的人，老老少少，各行各业，素昧平生，却因战争聚在一起；也有被打散了的兵，不知此身将向何处去，报国无门的兵。因为船上执掌方向的舵手，遇到危险的第一反应竟然弃船自保，毫不顾念全船的安危，后面消除危机就只能依靠散兵与流民，戮力同心，合体迎战。只是在片尾处，机关炮架在屋顶上，工匠与炮队的实际合体，进一步具像化、崇高化了船上曾有的开炮行为，在血肉之躯的主动伤亡中完成微言大义的影像意义书写。于出身行伍的肖衍来说，是脱口而出的“我要去找我的团”；于期待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夏橙来说，是“一个人没安顿好，就没得人能安顿好”的朴素真理观。至此，《得闲谨制》曲折地表达了它作为一部抗战影片的立意与思考过程：如果不能以身、心、脑具在的完整人性角度来塑造真正经历战争的人，就很难说影片能够表现战争。进而，如果那些因战争而不幸逝去的人们，有任何一个人的经历不能被抗战影片的创作者所关心，就不能说抗战影片对那段战争历史做到了真正的表现。《得闲谨制》，发人省思。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