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义勇军进行曲》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当国歌激昂雄壮的旋律响起时，总会产生鼓舞人心、激励斗志、催人奋进的力量。但是，“义勇军”是何人创建的？“义勇军”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创建者最后的命运如何？多数人对此却知之甚少。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王兴东、张佑晨、孟祥山创作的电影剧本《藏在国歌里的名字》（载《中国作家》2025年第9期）则以此为题材，生动地描述了东北义勇军的主要创建者黄显声将军的感人事迹和坎坷命运，用真实的历史影像塑造了一个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英雄人物形象，让其人其事为更多后来者所了解和敬仰，使英雄人物传记片的剧本创作有了新拓展和新收获。

尊重历史真实，凸显艺术真实

作为一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历史人物传记片剧作，该剧作的故事内容和主要情节均来自于真实的历史史料，从“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的主要创建者黄显声将军违抗“不抵抗”的军令，组织和带领沈阳警察局的警察队伍抵抗入侵的日寇，打响了抗战第一枪；到此后他组建义勇军死守锦州城，以及西安事变后他为营救张学良而被军统特务逮捕，在狱中关押了11年，直至重庆解放前夕被特务杀害的众多史实，在剧本里均得到了真实反映和生动描写。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就使黄显声等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奉献精神产生了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当然，由于这是一部故事片剧本，为此作者在切实做到了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又依据“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通过一定的艺术虚构，注重凸显艺术真实，从而使剧情内容更加丰富，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思想主旨也更加突出。例如，剧中主要人物之一的关守义及其孙子关杰均是虚构的人物，他们在剧情推进、叙事结构和塑造黄显声艺术形象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关守义在“九·一八”事变时被黄显声从监狱释放后，他主动参战杀敌洗刷过往，后来又参加了义勇军，成为黄显声的贴身警卫；他曾多次舍命营救黄显声，从武装劫狱到司法求助，对黄显声可谓忠心耿耿。通过他与黄显声之间关系的描述，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故事情节，而且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黄显声与手下官兵们的亲密关系及其性格人品的魅力。剧本开头通过关杰为仙逝的关守义出殡时遵其遗嘱播放国歌而发生的矛盾冲突，既引出了关于国歌立法的问题，也由此介绍了关守义和黄显声这两个主要人物，并展开了对黄显声生平事迹的描述。剧本结尾时则呼应开头，用字幕显示：“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从而使剧本结构完整，给人印象深刻。

无疑，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历史真实，那么艺术真实也便成了空谈。而艺术真实则是历史真实的升华，倘若没有艺术真实，那么历史真实也缺乏动人的魅力。该剧本作者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把握上是十分妥帖的，这也是剧本成功的关键所在。

以人物命运折射时代风云，以行动细节刻画人物性格

为了塑造好黄显声这一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形象，作者把“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抗敌的斗争经历、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形势变化、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同程度地反映在黄显声的人生经历和抗争过程中；而他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遭遇、态度和所作所为，则鲜明地表现了其精神境界、思想追求和性格特点。特别是他在危难之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旧军人蜕变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其奋斗目标更加明确，革命胸怀也更加宽广；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之中，其思想性格的发展脉络则更加清晰了。

同时，该剧作者还注重在人物交往的关系中展现各自的性格特点，在对比映衬中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除了黄显声与关守义的关系贯穿全剧，他们之间战友加兄弟的深厚情谊令人感动之外，作者还描写了黄显声与朱庆澜将军、与“小罗卜头”宋振中之间的特殊关系。朱庆澜将军在民族危亡之际能挺身而出，毅然创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并担任会长，组织募集了400多万大洋的资金支援义勇军抗战，并于1932年11月出任了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成为黄显声组织领导抗日武装的坚强后盾和亲密战友，两人团结一心，为东北义勇军的艰苦抗战作出了杰出贡献。1934年，当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筹划拍摄抗战题材故事片《风云儿女》时，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朱庆澜闻知此事后便慷慨出资予以支助，并担任了该片的制片人和第一出品人。该片作曲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主题歌名称仅写了“进行曲”三个字，朱庆澜基于歌词内容和对义勇军的深厚情感，在“进行曲”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将主题歌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影片公映后，《义勇军进行曲》便唱响全国，很快成为一首激励全民族英勇抗战的革命歌曲，并传唱至今，成为庄严雄壮的国歌，其历史贡献应该永远为后人铭记。同时，作者对黄显声与“小罗卜头”宋振中之间关系的描写十分细腻真切，令人感动。黄显声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后，他在狱中遇到了同样与父母一起被囚禁在此地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他心疼这个年幼的孩子，于是便教“小萝卜头”学习语文、数学、武术等，还教他认识俄语“свобода”（自由）一词，并给其解释“自由”的内涵意义，同时还专门讲述了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他们俩既是师生，又情同父子，这种亲密关系也体现了黄显声侠胆柔情的性格侧面。特别是当“小萝卜头”前来向他告别时，他为“小萝卜头”上了最后一堂音乐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此情此景，确实令人泪目。

另外，该剧作者还注重以行动和细节刻画人物性格，使之能凸显出个性化特点。例如，剧中描写黄显声擅长书法和篆刻，他往往通过书法和篆刻表露心声，抒发情感。由此也说明他不仅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抗日将领，而且是一位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儒将。他在狱中所写的“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等条幅，均抒发了其内心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给“小萝卜头”刻了一方“振中”的印章，还教其篆刻方法。当特务杨进兴杀害“小萝卜头”父母时，他拿出这块印章做弹丸，用弹弓射中杨进兴的眼睛。“小萝卜头”最终也被特务杀害，剧中是这样描写的：“这是中国最小的烈士，留给人间无助的呼唤。书包落地，掉出书本和铅笔。草地上，那块染血的印章：振中。”显而易见，这块印章作为物件细节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理事长，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