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正午阳光将深耕小屏幕的创作功力投向大银幕，首部院线电影《得闲谨制》便承载着双重的期待——国剧的“黄金组合”能否合辙于当下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电视剧的创作经验能否支撑起跨界的创新/冒险。

正午阳光的作品擅长书写时代皱褶中小人物的命运，编剧兰晓龙在《得闲谨制》中沿袭了“以小见大”的个人风格。这部取鄂西会战为背景，聚焦宜昌深山小村“戈止镇”平民抗战的作品，以苟活于此的难民和溃兵为主角，跳出了传统战争片“宏大战场+英雄群像”的叙事窠臼，用“小切口、小人物、小空间”的微观叙事构建起独特的平民史诗。但同时，电视剧创作思维的惯性、叙事与表达之间的失衡，也在影片中留下了稍嫌生硬的匠气。

以小见大的叙事创新

传统抗战题材往往热衷于塑造“高大”的战争英雄形象，以硝烟弥漫的主战场为核心场景，通过密集的战斗戏码传递家国情怀。而《得闲谨制》最直观的叙事创新，便是将镜头对准战争洪流中的“边角料”，用平民视角书写的战争，重构抗战叙事的价值坐标，也拉近了“我们”和战争的距离。

影片采用“小切口、小人物、小空间”的叙事策略，将南京保卫战（1937）到鄂西会战（1943）的宏大历史背景，浓缩到戈止镇这一弹丸之地的生死抗争中。所谓“小切口”，是避开正面战场的战略部署与激烈交锋，以一门苏罗通机关炮为叙事线索，它把修炮技师莫得闲（肖战饰）和炮兵队长肖衍（彭于晏饰）的命运捆在了一起。从南京沦陷到宜昌失守，这门炮一弹未发，最终日军入侵戈止镇时，二人带领难民和溃兵用这门炮守护了家园。“修炮”既是技术层面的修复，也是众人勇气和血性的复苏，平民与士兵从对立到共同浴血的转变过程，巧妙地将“卫国”主题转化为“守家”的具体行动。

“小人物”的塑造更显突破性。小人物就是普通人，他们面对日军时会恐惧、逃避，灾难临头总想着顺从和侥幸，反抗时也显得笨拙，没有任何英雄光环。莫得闲是一个只想“苟活”的普通工匠，南京沦陷时背井离乡，到戈止镇后最大的心愿便是“安稳活到儿子长大”；肖衍则是战场“逃兵”，带着残部躲在小镇，面对质疑只会用自己掌管的苏罗通是“国之重器”来虚张声势。对小人物真实人性——甚至某些共通国民性格——的刻画，让观众能轻易代入和理解影片的角色。

“小空间”的运用则强化了叙事的压迫感与真实感。戈止镇的青石板路、莫家的厅堂工房、肖衍藏身的矮墙……，这些封闭或半封闭的空间构成了故事的主要场景。日军入侵时，影片没有展现大规模的冲锋与撤退，而是呈现了一屋一房的攻防、巷子里的追逐、炮位旁的协作，将战争的残酷直接投射到平民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当莫得闲亲手搭建的房屋被日军炸毁，当止戈镇成为一片废墟，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战争摧毁家园”的痛感，这种情感共鸣往往比宏大和壮阔的战场镜头更为强烈。

正因为这些“小”，止戈镇的战争是一场普通人的战争，它讲的是普通人的抗争和家国情怀，传递着大众能够感受、共情的切肤之痛。笔者曾评价《南京照相馆》的感染力在于“把我们从大屠杀的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而《得闲谨制》的动人之处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让我们贴近了那个时代的苦难。

情节剧中的“精英话语”

从叙事的角度，《得闲谨制》归属于情节剧（Melodrama），它源于18世纪欧洲戏剧，后延伸至电影，指以强烈的情感冲突、夸张的情节设计、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为核心，通过“命运巧合、善恶分明、情感极致化”的方式推动叙事，核心目标是引发观众强烈情绪共鸣（如共情、悲愤、爽感）的创作风格/类型。

但创作者显然精心调控着故事中情感表达的烈度和节奏，当某种情绪到一定的浓度，就会用对立的情节去调和/冲淡它，比如用荒诞去消解死亡的悲情，用黑色幽默去对抗战争的严肃（太爷追砍鬼子，破坏了日军的战斗部署；莫得闲妻儿都被震得耳聋，听不到他的慷慨陈词等）。故事的讲述中又不时穿插黑白的伪纪录影像，干扰着叙事的流畅。这些有意为之的叙事技法，其实阻断了观众对故事（过度）的共情和沉浸，通过这样的间离，让观众去注意到故事外壳之下潜藏的文本隐喻和文化编码。

影片最核心的标识“得闲谨制”，源自古代“物勒工名”的官营手工业制度，工匠在完成的作品上留名，标志着手艺人对自己技术和产品的信心。莫得闲在装上炸药的竹竿上烙下名号，不只是完成作品，更是在赴死之前对自己人生价值的铭刻，这种价值指向了中国人文化基因中最推崇的舍生取义、青史留名。在这种价值的感召之下，懦弱畏战的肖衍和他手下的“渣兵”，也完成了各自的人生谨制。片中的日寇形象，就是对“畏威不畏德”“知小礼而无大义”的漫画式图解。战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撞，最后的胜负如何，其实就写在无数个戈止镇的浴血抗争之中。

此外，“戈止镇”谐音“止戈为武”、太爷追赶象征“家”的猪等设计，都依赖一定的文化知识储备才能完全理解。这种需要解读的隐喻设计，区别于直白的通俗表达，带有创作团队对文本精致化的追求，具有明显的精英创作思维。

影片前30分钟叙事节奏偏缓，以“离家—安家—再离家”的循环铺垫情绪，这种不追求强情节开篇的克制表达，也和当下多数通俗商业片的快节奏叙事不同，带有精英创作中对叙事质感的执着。

《得闲谨制》更准确的定位是用精致的创作手法讲述通俗故事。那些看似“精英化”的表达，只是创作团队提升作品深度与质感的技巧，并未以精英话语姿态拉开与观众的距离。这种“精英话语”，增加的是影片的思想厚度，而不是观影的难度。

并不完美的“跨界”

《得闲谨制》作为正午阳光进军院线的首次尝试，在肯定其叙事创新和精工细作的“谨制”匠心之余，也需要正视从小屏幕到大银幕的巨大跨越，难免会留下创作上的遗憾。

编剧兰晓龙延续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创作风格，在小人物故事中植入对人性、战争本质的深刻探讨。“金句密集”的台词风格，在小屏幕更大的叙事容量和相对较缓慢的叙事节奏中可谓亮点，但放大到大银幕上，在更为精炼的电影叙事中，这些“精英化”的台词与平民角色的身份脱节，导致叙事失真。比如濒死的炮兵梅德福在临终前，没有交代日军的具体部署，反而发表“我只是死了，你只是没死，我们都算不得活”的哲学演说，就饱受诟病让人出戏。

更深层的失真隐藏在人物和人物、人物和时代的关系之中。鬼子闯进止戈镇，发生在抗战后期的1943年，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早已破灭，在这种时代环境下，无论村民还是“渣兵”团队都不该是畏敌如虎；莫得闲实际就是止戈镇的“团长”，他不仅有修炮的技术，还有收音机获得外界的资讯，两年的相处，肖衍与他的关系不应该还相互对立。人与人、人与时代关系的“脱节”，导致这场守卫家园的战斗是“为戏而戏”。

在电影语言的使用上还没有摆脱“剧感”，大量对话场景采用特写与正反打，缺乏电影应有的空间调度与镜头语言。尤其是在止戈镇这一场景中，空间叙事的缺失，让观众难以建立起战争的临场感，削弱了影片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

必须承认，尽管正午阳光的首部跨界制作还有着生涩的匠气，但瑕不掩瑜，《得闲谨制》以中等规模的制作创新了战争片的叙事传统，写下了战争中的平民史诗，那份“让普通人成为历史主角”的创作初心，以及对“谨制”精神的执着追求，也让我们可以期待从“国剧门脸”到“电影新力量”的下一次跨越。